姚开明(姚开泰还是院士吗)

一、姚开泰的从事领域

长期从事肿瘤病理生理研究，在鼻咽癌发病学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先后领导承担“六五”、“七五”、“八五”国家重点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科研项目，以及国家教委、卫生部，省科技厅、教委、卫生厅等科研课题共30多项。70年代，首次在国际上证实了亚硝胺类化学致癌物对鼻咽上皮有一定的器官亲和性；80年代，发现二亚硝基哌嗪有亲大鼠鼻咽上皮性，引起大鼠鼻咽上皮之DNA损伤；建立了稳定的人胚鼻咽上皮细胞培养方法，成功地用二亚硝基哌嗪诱发了正常人胚鼻咽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首次建成了有EB病毒（Epstein Barr Virus）潜伏感染的人鼻咽癌上皮细胞株，并对细胞株的EB病毒的基因组进行研究，发现其与B－95－8和P3HR－1两株标准的EBV株不同，为NPC与EBV病毒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探索方向。获全国科技代表大会成果奖、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9项。发表论文100多篇。

二、姚开泰的治学态度

姚开泰对学生素以:“严格”闻名。研究所的立题、预实验、开题报告到写作毕业论文、答辩，他无不层层把关，亲自审阅、修改。一篇论文出来，往往要经过他三个回合的修改。其他专业的学生前来向他请教时，他也总是毫无保留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校内不少硕士生、博士生都到他的实验室做过实验，得到过他的指点。尽管这些文章都从未署过他的名，但他的教诲却铭刻在学生心里。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教育系统劳模”，同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他的确不虚此誉。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姚开泰比父辈们多了几分幸运，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曾经走过一段坎坷路。

1931年春，他出生誉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入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3年他又来到中山医学院病理研究所高级师讯班学习一年。1954年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病理科任助教；1956年调来湖南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任教。他以“勤奋+聪慧”的禀赋，学生时代就掌握了英、俄、德、三门外语；参加工作后，又自学了日文、法文。在专业上，他是一个多面手，病理生理学、实验肿瘤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数理统计学、实验设计等样样熟悉，很早就显露出超人的才华。但未料到，1958年的一夜之间他却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屡遭批判，而且最让人痛苦的是失去了追求事业的自由。不久，当他被安排搞实验肿瘤研究，并干出了可喜的成绩时，又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他才重新加入实验肿瘤中来。这时，他的美好年华已耗去了一大段。但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环境，决意奖后半辈子献身于攻克鼻咽癌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开泰如鱼得水，不仅在事业上突飞猛进，在政治上也日趋成熟。尽管他遭受过种种委屈，但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未变，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共产党的信仰未变。1982年，他参加美国举行的第13届国际肿瘤会议时，见主席台插有国民党国旗，便立即退出了会场，并当即通过领队向会议主持人进行了严正交涉。后来，会议主持人对他们表示歉意并卸下了国民党国旗，他才重新回到会场，以自己的行动维护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

1983年6月，姚开泰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地夙愿。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追求事业的步子迈得更紧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更深了。1990年，他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在学术上他登上了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部学部委员，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他又当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位名人说过：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奋斗中才能实现。姚开泰正是在几十年不懈的攻克癌症的奋斗中发现了自身的最高价值。他为社会奉献了一项项科研成果，也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种对待科学的献身精神和淡泊明志的高尚品格。当他们完成的《人胚鼻咽上皮细胞的培养、化学转化及鼻咽癌恶性转化基因的克隆》荣获199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DNase-1敏感区在人类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上的定位研究》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时，人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应该做地工作。”“我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在全中国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中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每念及此如坐针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唯有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为振兴中华，发展我国的科教事业，继续贡献微薄的力量。” 1987年，英国克隆羊多利诞生后，有人问姚开泰教授：“克隆羊技术对肿瘤有何意义？”并想请他写篇文章。克隆羊的实质是核移植技术。他打开信息高速公路，虽然很少看到者方面的资料，但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多年前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学者曾经用豹蛙做了颇有意义的实验：他将因疱疹病毒引发的肾细胞癌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受精卵中，结果发育成了蝌蚪，但长不大，不久就死了。这个实验尽管未能继续做下去，但却说明了癌细胞可以逆转，只是这个逆转受到了限制，因为癌细胞毕竟不同于正常细胞。姚教授从这里得到了启示：恶性细胞可以逆转，其原因何在？活化的卵细胞换了个核，肯定是细胞质中的因素在影响移植进去的核，使其逆转的，能不能把这些因素弄清楚，进一步把他们分离出来呢？这正是姚开泰教授克癌攻坚战中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1994年，姚开泰亲手筹建了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原来就是要联合有关单位研究发育与肿瘤的，但由于起步晚等多方面原因，申请不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单独搞了个“卫生部癌变原理实验室”,开展分子水平的研究。肿瘤方面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有2个，一个是搞食管癌研究的，一个是搞肝癌研究的，姚开泰则从基础入手研究鼻咽癌。姚教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在苦苦挣扎，建室三年多了，卫生部才投资8万元;学校花了40万元总算为我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解决了10个工作人员，还每年投入一万元的运作经行费，其他的就得靠自己去申请课题搞经费了。现在实行课题负责制，谁申请到了经费谁用。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太少，要求又高，这是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做法，令我们困难重重，1997年我们就没钱使用。”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遇上了更多的困惑。可两鬓斑白的姚开泰风采依旧，他不畏困难，为了事业还要不息奋斗。

1998年，年近古稀的姚开泰从长沙来到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现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在姚开泰的领导下，南方医科大学鼻咽癌研究组首次创建了“可视化鼻咽癌转移动物模型”，为研究鼻咽癌的转移规律和药物筛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姚开泰还担任广东省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医药工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华南灵长类动物研究开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卫生部肿瘤蛋白质组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9年，几经努力肿瘤研究所再次申请到了CMB课题，姚开泰拿了个分题：“转基因动物模型”研究，获资助金额7万多美元。尽管这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但很有意义，因为实际工作已进入到了第4代遗传技术——转基因动物水平的研究。

2000年6月中旬，姚开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八界EB病毒与肿瘤国际学术大会时，专门与卡路林大学的EB病毒与肿瘤专家Geoge Klein博士作了一番讨论。Geoge Klein博士认为：近20年来，全世界在鼻咽癌方面的进展不大，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动物模型，二是不易得到癌变不同阶段的细胞系。其实，这些正是姚开泰早就在进行的课题。

后来，姚开泰又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鼻咽癌发病的分子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资助金额50万元，学校也拿出50万元对等资助，并且都已先后到位。李桂源教授也拿到了“863计划”分题，曹亚教授有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课题。这样，从经费看日子就好过些，但验机点难度不小。应主要解决鼻咽癌癌变——癌前期变化的分子生物学特征问题。可就是拿不到鼻咽癌癌前变的标本。这里不仅找不到癌前变标本，一旦发现鼻咽部有问题，也就是鼻咽癌晚期了。问题更在于某些临床专家根本不承认临床上又这个病变，因此合作的难度很大。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即设计将人胚鼻咽部移植到动物——一种严重联合免疫缺陷性小鼠身上，再从这里做诱癌实验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实验。可喜的是，正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黎忠魁博士和博士生凌建华在姚开泰教授的指导下，已分别初步拿到了人和鼠的鼻咽部组织特异性基因片断，但目标是要克隆整个基因——全长序列，工作还正在进行中。

姚教授对他的学生说：“研究鼻咽癌的发病过程，尚需着眼于未来。”前不久，在湖南医科大学获得学位的徐仁和博士，从国外向老师推荐了一种颇有实验前途的动物——爪蟾。他们已把这种非洲“蛙”引种、繁殖过去了，并于徐仁和合作正在观察基因对发育分化的影响，即将注入爪蟾晚期胚胎，观察其结果，以建立一套研究基因功能的方法，以便从整体研究基因的活动，“积以时日，我们就可望诱一席之地了。”

说到这里，姚开泰教授对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国家对80岁以上的院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可我还有10多年的工作，我还得创造条件，争取多做些工作，并且要做得更好些。”

此外，在南方医科大学，时常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活跃在讲台上，孜孜不倦地为学生讲述着无限神秘的肿瘤世界，为科研事业的发展培育新苗。

科研教学两不误，姚老师一直都站在第一线。

如今，姚开泰按理是该休息、享享儿孙福了。可他心里想得仍然是事业，设计更高的攀登目标。

真个白首青云志！

三、姚开泰的详细经历

1956年，姚开泰从山东大学医学院调来湖南医科大学（现更名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从事病理生理学的教学与科研，他的任务就是要向学生阐述疾病发生的机理。“正常的细胞是怎样转化癌细胞的？”“肿瘤能遗传吗？”“癌症有治吗？”对此，人们知道的的确太少了。姚开泰就眼看着本教研室的一位颇有才华的老师被鼻咽癌缠身，被癌症一天天残蚀，最后被癌魔完全吞噬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姚开泰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开始了攻癌的艰难跋涉。1962年，在潘世宬教授的指导下，他参加了对肿瘤的实验研究。当初他很想从癌症转移的课题入手，因为当时很多病人都是死于癌症转移的，而国内也没有人对此进行研究，可正当他着手工作时，组织上却通知他参加实验性宫颈癌的研究。他服从了分配，并仔细研究了实验设计，懂得要制作小白鼠宫颈癌模型，首先就得解决投药方法，使致癌物与子宫颈接触。他反复研究国内外文献，提出了改进挂线的投药法，即将浸渍有致癌物的甲基胆蒽的线结经玻璃阴道扩张器，在头镜直视下进入小鼠的子宫颈，然后将挂线从鼠背穿出、结扎，使宫颈内的线结固定。这一新的投药方法使实验大获成功，不仅动物手术死亡率显著降低了，而且微量致癌物诱发宫颈鳞状上皮癌的发生率也由原来的49%增至95%。

随后，他又协助潘教授开展动情素诱癌研究，设计了用同位素标记雌二醇的方法，并建立了放射自显影实验室。不久，他们开展了用放射自显影法，追踪胸腺嘧啶核苷标记宫颈S间期细胞的研究。可是，正当这些研究进展顺利的时候，却又不让他继续做下去，而安排他去做别的工作了。癌症，当今世界医学领域里的一大顽固堡垒，已令多少科学家为之折腰。而鼻咽癌这个被称为“中国人的癌症”，多发于我国南方，尤以两广、湖南、福建、台湾等地为甚，患者早期症状不甚明显，但一经发现往往就是晚期了，它夺去了我们无数同胞的生命。1972年，湖南医科大学刚恢复被“文革”中断的实验肿瘤研究，肿瘤学专家潘世宬教授就在林筱周教授的支持下，选择了鼻咽癌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以顽强的毅力和献身精神，成功地用亚硝胺类化合物首次诱发了大白鼠鼻咽癌模型。1976年，姚开泰回到了实验肿瘤研究室，协助潘教授开展用二亚硝基哌嗪的诱癌实验。二亚硝基哌嗪是一种难溶于水的化合物，可是用了促溶剂后，又使实验变得复杂化了。姚开泰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摸索二亚硝基哌嗪诱癌规律的实验方案，改进了实验方法，不用促溶剂，从而简化了实验条件，终于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难题，并且建立了用二亚硝基哌嗪诱发大白鼠鼻咽癌的实验，成功地诱发了大白鼠鼻咽癌。他和同伴们一道，一个大白鼠一张卡片，详细纪录，仔细观察与解剖，终于发现：注入药物后196天就可发癌，呈1.69次方二阶段发癌过程，符合韦伯氏分布，从而建立了大白鼠实验性鼻咽癌数学模型。他们的实验既肯定了二亚硝基哌嗪对大白鼠鼻咽部有相对的亲和性，经皮下注射后，既可诱发鼻咽癌、食管癌等。这时，有人却对大白鼠有无鼻咽上皮提出了置疑，从而怀疑他们实验的科学性。姚开泰经过反复分析和实验，证实大白鼠确有鼻咽上皮。从而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们的“亚硝胺类化合物诱发大白鼠实验性鼻咽癌模型”成果荣获嘉奖。

初试锋芒，收获喜人，这使姚开泰受到了鼓舞。他仔细分析了动物模型及其实验结果与人鼻咽癌的差异，发现动物模型显示的是高分化癌，发癌部位在鼻咽前部，无转移，亦与EB病毒有关。这说明了动物实验结果与人类鼻咽癌的发病不一样。怎样才能证实这些化合物与人鼻咽癌有关呢？一个崭新的方案在姚开泰脑海里盘旋，并逐渐成熟：开展人胚鼻咽上皮体外培养，研究它的生物学特征，进而开展诱癌实验。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在当时不仅是禁区，而且实验室也不具备培养细胞的设备与条件。可姚开泰信奉的是一个“闯”字：“路是人走出来的！”他说干就干，带领同事们收取人工流产后的胚胎，与仪修室一起设计、自制二氧化碳培养箱，开始了开展人胚鼻咽上皮体外培养实验。经过四年的反复实验，在尝试了失败的滋味后，攻关小组终于探索出了一套培养人胚细胞实验的高超本领。他们从医院取来人工流产婴儿的鼻咽组织，经过一系列处理、加工、培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瓶子里的上皮细胞贴壁生长，而纤维母细胞则“退避三舍”，人胚鼻咽上皮细胞培养成功了。1980年，他们对其进行了生物学特征观察，从而首次成功地建立了人胚鼻咽上皮原代培养技术。三年之后，才有英国人利用大量生长因子和滋养层培养人胚鼻咽上皮的报道。姚开泰不知不觉中“乡音无改鬓毛衰”了，可在他的鼻咽癌研究中还有无数未被解开的谜，壮志未酬，怎容得他喘口气呢？国内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显然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磨刀不误砍柴工”，他决定远渡重洋，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知识。1983年11月，姚开泰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大西洋彼岸马里兰州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病毒癌变实验室进修。

这里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癌基因假说的地方。1969年，TODARO教授提出了“癌基因”的概念，随后有又发现了人类的恶性肿瘤DNA有转化基因活性。1977年，美国有3个实验室同时开展了癌基因研究，1982年克隆出了膀胱癌基因EJras；至1986年第八界国际基因会议上已发现并克隆出了40多个瘤基因，其中有36个已在人的染色体上定位。新的研究表明，仅一个活化的瘤基因对正常细胞的转化能力是有限的，尚须一个或几个瘤基因或其他基因的协同作用。Colburn实验室就发现了体外细胞转化过程的促进阶段亦有相应的促进癌变的基因参加，并在小鼠身上克隆出两个“促瘤基因”，从而证实了肿瘤多阶段多基因发生的遗传学基础。客居异乡的姚开泰立即投入到这一最新课题的研究中去，并运用遗传工程技术研究促瘤基因。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利用分子探针和鼻咽癌细胞的基因组杂交取得了可喜成果；他还利用分子手术刀--限制性内切酶，将人鼻咽癌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切断，分装在噬菌体内，建立了鼻咽癌细胞的基因文库。

在美国，他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学习、实践，用从国内带去的中国人鼻咽癌细胞株建立的基因文库中分离出了促瘤基因，为基因参与癌变的设想找到了实验依据。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国外逗留。一年以后，他带着小型仪器、细胞培养皿、冷藏试剂及大量最新国外文献等匆匆归来。他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建立起自己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从分子水平研究癌变的奥秘。至此，姚开泰对鼻咽癌的研究已从整体水平、细胞水平、染色体水平逐渐深入到了DNA分子水平。

四、姚开泰的回国后

回国以后，姚开泰担任了学校肿瘤研究室主任。1985年，他又申请了国家“七五”重点攻关课题：“恶性肿瘤的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他带领助手们对鼻咽癌基因组中的生物物理性状在人群中的多态性、染色体定位、表达、活性以及它在人类鼻咽癌癌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和他的研究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一步开展了促瘤基因的研究。他们运用记忆内转移技术，在促瘤物质存在的条件下，初步探讨了7中人体组织DNA的促瘤基因活性，发现了人的胃癌、鼻咽癌活检组织和鼻咽癌上皮细胞DNA，均有促瘤基因活性。

他还以小鼠的促瘤基因作探针，与人体淋巴细胞的染色体作原位分子杂交，发现了人的染色体上也有促瘤基因的同源序列，并初步将其定位于6号染色体长臂。这一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促瘤基因在人类恶性肿瘤中的广泛存在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并且为分离人促瘤基因打下了基础。1987年，他们在人胚鼻咽上皮原代培养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方法，用病人的鼻咽癌活检组织，接连成功地建立了3株鼻咽癌上皮细胞株，并命名为湖南1号、湖南2号和湖南3号，从而使世界上建立的鼻咽癌上皮细胞株的总数增加到6株，为实验肿瘤研究创造了新的条件。

这3株不同的鼻咽癌上皮细胞株有的已连续培养了80多代，并进行了EB病毒核抗原检测，其中湖南1号已检测到81代，EB病毒核抗原均为阳性；有2株已在裸鼠身上长出了肿瘤，其形态表现与活检组织一致，染色体数量达100多余条。他还深入探讨了7号染色体长臂与鼻咽癌易感性的关系，揭示了鼻咽癌的发病机制，使鼻咽癌的病因发病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建立研究室

1989年，他创建了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从而也为鼻咽癌分子机理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场所。同年，湖南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诞生，他担任了该所所长。也就是在这一年，他所在的学科--病理生理学科一跃而成为国家教委的重点学科，他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多年来，他领导的肿瘤研究室先后担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教委、霍英东基金委员会资助的10项科研项目，1989年又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65万元美元科研资助。这使姚开泰如虎添翼，在攻克癌症的道路上开始一了更勇猛的进攻。

丰厚的报酬

辛勤的劳动，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更获得了发言权。姚开泰曾先后三次登上了国际学术讲坛，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深得各国学者的赞赏。1986年，他参加了中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1987年他被授予“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88年被授予“卫生部有突出贡献奖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称号。1985年他被选为中国抗癌协会第一界全国理事会理事、第二界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理事长等职；1987年当选为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肿瘤白血病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1990年担任卫生部成果评定委员会终审委员；1991年担任湖南省科协副主席；1992年成为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和国务院委员学科组成员。

探索分子发癌机理

接踵而至的荣誉，并未使姚开泰沉醉。他说：“在征服癌症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人类还有一段相当艰巨的路要走。”1992年，他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一起夺回了国家“八五”科研攻关课题：“EB病毒诱发鼻咽癌的分子机理的研究”。EB病毒是一种常见的病毒，与人类上呼吸道感染有关。姚开泰决定重点研究EB病毒的潜伏蛋白基因。他调兵遣将，划分课题，组织全所科研人员、研究生协同攻关。自己则亲自承担对鼻咽癌人群易感性及癌变过程的EB病毒与瘤基因关系的研究。他一方面与该校生殖工程研究所合作，采用转基因方法，将EB病毒基因片段转入正常小鼠体内，观察小鼠对化学致癌物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寻找人群易感性的物质基础。在相同的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患鼻咽癌，有的则不患呢？是不是与遗传因素有关？这正是姚开泰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不久，他的研究生终于用实验证实人类第七号染色体长臂末端有一等位基因与鼻咽癌的易感性密切相关,从而找到了鼻咽癌易感性的遗传物质基础.但姚开泰还要对它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彻底揭开易感性之谜.难怪我国著名肿瘤学家李新铭教授就曾断言：“湖南医科大学的鼻咽癌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将指导全国鼻咽癌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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